90年代的泡沫启示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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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05-04 11:16

90年代的泡沫启示录

2018-05-04 08:40来源:格隆汇房地产/IPO

原标题:90年代的泡沫启示录

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,有太多的事件值得让我们记住。在这个关键的十年,中国的未来由朦胧变得清晰、由迷惑变得明朗。

香港、澳门回归,中国完成入世谈判,北京办成了亚运会,神舟飞船飞天,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民生——房改、医改、下岗和下海。

90年代将体制内的国人推向了市场经济的大潮。过去那些宏大的革命叙事远了,新的生活欲望开始主导时代。

犹如今天的投机者发现了数字货币这个'炒作天堂',陪伴了几代中国人'成长'的两大主题 -- 房子股票,也在90年代开始出现,并在过山车一般的行情中野蛮发展。

一些胆大的幸运儿在这轮泡沫乱市中火中取栗,侥幸地积累起了自己并不干净的原始财富。

“海南就是个大课堂,用事实教你什么是市场”

1991年,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,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,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。“不就50万吗?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再拍”,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。

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“举目无亲”的经济特区。“飞机门一打开,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。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。”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,“我本来就怕热。”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,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,路上都是光脚的人,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。

为了节省费用,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,没有空调。“我买了一箱方便面,塞在床下面。”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。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,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三人,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,结束“无业游民”的状态。

有一回,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,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。客人中有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,一个非常漂亮的陪唱女孩就坐在夫妇中间。“唱着唱着,那个老头把手从女孩的衣服后面伸进去”,当时把张宝全“吓坏了”,“他老婆就坐在旁边呢”。客人唱得差不多了,老板说:“宝兄弟唱点什么?”然后介绍说:“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。”

“当时我觉得很丢人,好像人家说你刚从窑子里出来一样。”2016年,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,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,“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。南方人只看钱。那时候艺术不值钱,钱最值钱。万元户和导演出去,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。

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:张宝全就是个文人,做生意不行。“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。”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,几个月后,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——海南。

图:京城四少之一的张宝全在海南

初到海南,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,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,“咣当咣当”,“遍地是工地,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”。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,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,“要挣钱,到海南; 要发财,炒楼花”。

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“京城四少”的冯仑、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。张宝全刚到海南时,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,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。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,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,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。

张宝全去海南首先认识了海南民源公司的马玉和。正在筹备上市的民源后来成为深圳股市的大黑马。小学毕业的马玉和“空手套白狼”的技法,让张宝全大为惊叹。马玉和给张宝全讲了他的故事:如何刚到海南就被人骗去仅有的50万资本中的40万,又如何拿着剩下的10万跟部队合作,找了施工队垫资盖房,最后还拿到了上市指标。虽然后来“黑马”民源于1997年被迫停牌,成为证券史上的著名大案,但这种资本运作的思维,给当时的张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,击鼓传花。一个穷光蛋,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。”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。海南当年的造富速度能让今天的币圈都汗颜。

图:烂尾楼成了海南一大景观,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疯狂。

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。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,身无分文,借了200万,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,专门跑当地领导,请领导吃饭、娱乐,结果批了一大片地,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,就真的有钱了。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,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,县里筹集了2000万交给他,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。他把钱买了地,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。

“土地价格掉了一半,真的成‘负翁’了。”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:“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,2000万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,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。后来还听说被施了酷刑,彻底完了。”张宝全说,泡沫时,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,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。

1991年,海南海口市区,街头的小摊及租买房广告

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,“花了一个月时间,把科长、处长都跑了一遍”。张宝全记得,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,“打的打不起,就打摩托,摩托不管去哪都是三块钱,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,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,把衣服弄好,然后走进去”。

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“麻科长”,“那个科长满脸麻子,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,还得请唱歌、请跳舞”,一个月下来,钱就用得差不多了。

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,“做饭、打字、打扫卫生、总经理,都是我一个人干了”。当时,“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”,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,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,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。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,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。

一天,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,“很认真地找我谈判,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,而我当时就一个人”。谈判的条件是: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,共同融资,共同经营,共担风险,共分利润。

“我当时一听就乐了,因为我没钱,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。银行有的是钱,就是不会干活,所以利用我来经营。”很顺利,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。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。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,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。

半年后泡沫破灭时,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三个项目。“钱肯定收不回来了,但是资产全在,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,虽然价格掉下来了,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,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,只是没法变现了。正因为这样,银行也很感激我。”

在海南时,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。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,也是从海运起家。“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:经济过热,这个运价一定涨50%甚至翻一倍,都是货主在找船,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;经济不乐观时,像现在,船东都在到处找货,还找不到货主。”

早些年经济过热,张宝全的船队到后来有三条两万多吨级的船,两年下来,晋身为海南纳税前十的海运公司。“一到过年,税务局来给我们发红包。干了两年把船一卖,赚了很多钱。”张宝全一边做海运,一边做房地产。“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,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,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。”

从1992年10月注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,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。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%,海南出现三大景观——“天涯、海角、烂尾楼”。

1994年,张宝全回到北京,重新创业。“南方很市场化,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,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。”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,“北京还是双轨制,在北京做地产,要不就是国营企业,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,都要靠关系”。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,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,就找到住总合作。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,最终没能成功立项。

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,但刚盖完章批下来,民政部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。“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,他们就想把我踢开,把这个项目卖了,赚一笔钱走人。”张宝全很生气,“我前面做规划、买拆迁房,已经花了几千万,那几千万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。”

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,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,根本没有开发实力。北京建委对这个项目的前后情况其实也心知肚明,后来就批示: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2000万保证金到建委账号,否则撤项。

“1996年,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,他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找钱。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,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。”万幸的是,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,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回到了张宝全手上。

海南就是个大课堂,在很短的时间,像演戏一样,用事实告诉你什么是市场。” 1993年海南的地产调控,让地价房价一个月掉了一半,让所有人一下子崩溃。

但是,九十年代初的海南地产泡沫,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。”张宝全说。

“为了买上股票,什么都可以不顾了”

在海南地产进入狂热的同时,还有一种新鲜事物也在被全民热炒 -- 股票

1992年8月,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,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。他们日夜排队,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,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,称其为“8·10”事件,民间则称之为“8·10”股疯。

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,1992年8月8日前,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。8月8日这天周六,晴。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叫醒。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,“队伍已经排起来了,到处都是人”。

母亲也在旁边催 :“快点快点,股票不等人啊!”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 :水壶、扇子、驱风油,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十多张身份证。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,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,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,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:“打新”。一天,易骏鹏问什么是“打新”,父亲盯着报纸上的股市新闻,用笔圈圈画画,答:“就是排队抢抽签表,中了签就能买新股赚大钱。”

这个解释大体靠谱,九十年代初,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,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,股民“打新”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。一般情况下,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,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,慢慢往上涨的。“打新”确实能挣钱。易家人去排队时,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,而且持续疯长几个月。

1992年3月,深物业挂牌交易,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,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.6元,翻了近两番;同时期的深中华、深华发也由每股3.75元、1.9元的发行价,到十二三元。

上海更热闹,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,上证指数(即沪市综合指数)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,涨幅高达105%,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,达470%。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,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,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,月薪最多两三百块。

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,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。加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鼓励股市试验,几年前无人问津以至于要去各政府单位和街头兜售的股票,一时成了抢手货。正规渠道买不到,求股心切的人还会去“黄牛市场”碰运气。那时,深圳荔枝公园北面,经常有人在月光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股票。

人人想“打新”,股票供不应求,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“抽签”的方式。8月7日,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: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,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,中签率约为10%,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,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;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,一个身份证购一张,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,每张抽签表100元。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。

股民很容易算出,按行情,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,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,除非运气太差,怎么都能中一张,中了购1000新股,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。要是中了签不炒股,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。易骏鹏听父亲说,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,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块,转手卖出,数天净挣70多万。

8月7日的《深圳商报》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。彼时的《深圳商报》向全国发售,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关注,报纸当天就可以通过航空运达哈尔滨等国内各大城市。加上电台广播、座机、寻呼机的畅通,无数和易骏鹏父亲一样想在股市发财的中国人,很快确定了消息。

1992年,深圳,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市抽签表

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。1992年8月5日,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.5公斤重的包裹,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。当时有关部门估计,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“飞”到了深圳,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。易骏鹏一家当时住在罗湖东门,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,占尽地缘优势。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,时间刚到8月8日上午11点多,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。

“很多人,人挤人,到处都是人,越来越多,越来越挤。”《深圳晚报》编委、知名摄影师赵青回忆时,找不到比“人多”更直接的语言来形容那火爆场面。赵青那时二十多岁,刚到深圳几个月,在《深圳商报》任摄影记者。“8.10”事件前后,他用胶片相机记录了数百个拥挤又无奈的排队现场。回忆那画面,赵青欲言又止:“他们拼命地喝水,看着真可怜,那么多人排队,希望很渺茫。”

他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,营业窗口9日上午才正式放票,大家来得早没事做,一开始还比较优哉游哉,有老人带了凳子和收音机坐着听戏,也有三四岁的孩子和十几岁的小姑娘在那玩,边上还有叫卖饮料的小贩,各个地方来的人成群结队操着家乡方言相互寒暄。

到8日稍晚些,营业点前面的平台已经全是人,加上天气太热,还有人插队,人群开始躁动。易骏鹏一家也在罗湖排队,他记得,越靠近8月9日,等待买认购抽签表的人群就越躁,争吵、扯皮、推搡的不在少数。好在人们都想发财,为了买新股,排上队的人忍耐着。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,男男女女老老少少,一个接一个,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。

“不论性别年龄,不论认识不认识,都前胸贴后背。为了买上股票,什么都可以不顾了。”易骏鹏感慨。但当时,挤在长队里的他才13岁,脑子都是懵的,浑身难受没法思考。“怎么能不难受呢?排了几天几夜,困了就挤在那里睡觉,不敢彻底睡死了,怕被别人挤出来,打着瞌睡一步步往前挪。”他说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——奇臭无比,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,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,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。

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、东莞的工厂。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,给每个工人几十块钱的报酬通宵排队。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,老板就给深圳“二线关”附近的农民塞钱,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。多位亲历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员说,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。

第一波混乱出现在9日开售之前。几天内涌入如此多的人,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协调秩序的指挥部,投入七八千警力。“每个点都有公安维持秩序,到9日上午,又加派了武警、边防战士。”赵青说。一位前驻深军人记得,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,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,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。

秩序维护的需求,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,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。一些网点开放不到一小时,就宣布抽签表卖完;一些网点秩序失控,开售时间不断推后,每晚一分钟开售,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,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。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,数千人排长队,只有几十人买到,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,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。

偏偏天气也很磨人。“三十几度的高温,一会儿大太阳,一会儿下雨,人们昼夜排队,厕所都不敢去上,肯定受不了。”易骏鹏在现场还看到有人昏倒,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。

熬到又一个天亮,混乱却继续升级。8月10日出街的《深圳商报》头版印着股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——《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》,导语强调:“至昨晚9时许,全市300多个网点已全部销售完毕。”前来上班的网点营业员也一遍遍大声喊:“没有了,没有了。”人们不肯离开,继续围着,易骏鹏眼看排了一两天的队伍在几秒内被挤得乱七八糟。

“人的表情很绝望,吵吵嚷嚷,但能吵些什么呢?都是骂人的话。”折腾了几天几夜却一无所获的股民们愈加愤怒,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深南中路,引发暴力事件。催泪弹和水炮便是在此时被动用。

为稳定局面,远在新疆带队考察的李灏(深圳市委原书记、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)提议寅吃卯粮,把次年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发行,8月11日下午继续发售。深圳市的印刷厂连夜开工加印兑换券,事件才就此稳住。11日下午,人们再次聚集排队购买可以兑换股票的机会,不眠不休。

跟着爸妈排队“打新”的易骏鹏记得,后来自己买到了抽签表也中了签,“当时只要排队能买到,都是赚了,但我排队买到的那只股票最初亏了点”。

深圳股市“8·10”狂热后,新中国股市出现第一轮熊市,证监会因此成立,人们心中“买股票一本万利、抢新股一翻十”的幻想终于破灭。

1992年12月,深圳市委公布“8·10”事件调查结果 :私买抽签表10万多张,涉及干部、职工4180人。很多亲历者相信,真相可能比这更严重。

那一场风波中,算来算去,只有小偷和黄牛最幸福。”易骏鹏开玩笑。

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,股民们内斗外斗,筋疲力尽,而小偷则偷不停手,有的得手了就去花天酒地;

有的人则领悟了改革进程中的'套利'奥秘,专心做起了'倒爷''黄牛',借助之后20年的几次伟大历史改革,快速积累起了'并不干净'的原始财富,登上了机场书店的成功学封面。

毕竟,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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